这毕竟是历史悬案，其间二十年又恰恰是战乱时期，人证、物证散佚湮没，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调查清楚。
你们第四组是这样，其他几个专案组也是这样，不要着急，尽量把工作做细，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干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摆出来，从头到尾细细理一理，找出之前没有留意到或尚未触及过的，没准儿可以有所突破。
股票配资证券入口专案组侦查员于是聚拢起来，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这一回，他们换了个角度，站在敌方的立场上，以当时经办人员的思维，来考虑应该怎样对赵宝昊进行审查，对能够想得到的审查环节一一进行分析。
第一，经办人员(即阎望仕)接受任务后，安排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人化装潜人“广仁医院”秘密监视赵宝昊。
这个阶段，由于目标同时受巡捕房“陪护”探员的监控，应该无法离开病房，郭等三人要监视的是赵宝昊跟外界以及医院内部人员是否有接触。
这个环节中，他们曾发现钱祖谊之妻邢美兰(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其身份)进了赵宝昊的病房，肯定会将此作为一个可疑迹象向阎望仕报告。
但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闻报之后，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布置。
侦查员分析，很有可能阎已通过警备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内线，查明了邢的身份和去医院的事由，认为这个情节与案件无关，不必关注。
第二，警备司令部与巡捕房交涉后，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被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徐家汇那家由法国人经营的小医院，进行封闭式审查。
这个阶段应该是审查的重点，据李连升、荣富贵回忆，他们(含小郭)都是严格按照阎望仕的指令行事，并无出谋划策的资格，连提个建议的想法都没有产生过。
因此，审查计划应出自阎望仕之手。由于此案的重要性，估计阎制订的审查计划还须报请军法处长审核。
第三，审查结束后，赵宝昊出院，返回龙华镇上的侦缉分队宿舍休养。
至此，审查其实已经结束，因为执行者小郭等三人已经归建。从李、荣的供词判断，阎望仕对他们三人的表现比较满意，这从后来的抓捕行动时阎仍旧指派郭、李、荣参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以上三点是大的环节，侦查员在分析时还考虑到了小环节，而且，他们认为之前没有着眼考虑的小环节，似乎更值得推敲。
审查赵宝昊，主要是要认定其枪伤如何形成。以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尽管已经遭到“人为破坏”，但子弹的弹道痕迹无法破坏。
赵宝昊不能随口编瞎话糊弄调查人员，陈述情况必须符合自己的伤口位置，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好在钱祖谊等人的手枪都已被人拿走，巡捕房鉴识师即便认定现场发现的三颗子弹头是从同一支手枪发射，也无法证明是由赵宝昊的手枪射出。
当时民间拥有枪支的情况比较普遍，像警备司令部这种军事单位，枪支基本上处于无管理状态，根本没有什么“一枪一档”的制度，侦缉队员执行勤务时所使用的手枪，可以是配发，也可以是他们从各自的渠道搞到手的，子弹也是如此，总之是一笔糊涂账。
这样，赵宝昊巧妙地避开了“弹痕鉴定”和“发射角度”这两个关键的认定。
但是，专案组侦查员也考虑到，赵宝昊的自伤并非完全天衣无缝。
自伤者开枪时，枪口离创口肯定比较近，这就会导致创口留有明显的火药烧灼痕迹，应该无法瞒过“广仁医院”接诊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
可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让他们审查的内容中并无此点，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都不熟悉法医常识，于是，专案组长洪思愚就打电话请来了一名原在法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多年的留用老法医。
老法医说:
这种创伤辨识在法医学上称为“枪弹伤鉴定”，其种类有贯通枪弹伤、盲管枪弹伤、回旋枪弹伤、擦过枪弹伤和反跳枪弹伤；射击距离也有接射、近射、远射这三种区分；至于枪弹伤的性状，那就更有说头。
侦查员认为，赵宝昊当时的自伤属于“近射”，形成的痕迹应该比较明显，老法医表示认可。
可是，侦查员不明白，赵宝昊这一枪怎么瞒过敌人的呢?
老法医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一个处理伤口的医务人员为他消除或者至少掩饰了上述痕迹，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销毁掉了，换上了入院患者必须要穿的医院病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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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医估计，捕房刑事部的刑技鉴识官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应该是询问过外科医生关于患者的伤口情况，至于是否打听过其换下的衣服的下落，不能确定。
从调查常识来说，如果敌人问到衣服下落，那他们就已经对医生产生了怀疑。
根据法医的上述说法，侦查员发现了一个调查的新思路:
找到当初为赵宝昊处置伤口的医生。
赵宝昊治疗枪伤的“广仁医院”，于1940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持，与公共租界内的“同仁医院”合并，更名“宏仁医院”(1957年又改为“上海胸科医院”)。
该院的管理很到位，时隔多年，还完整地保留着建院以来的医疗档案，而且检索方便快捷。
侦查员很快就查到了1930年5月18日由公共租界巡捕房送来的那位受枪伤的“无名氏”的医疗记录。
病案显示，负责为赵宝昊处理枪伤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知。
院方接待人员告诉侦查员:
方仲知早已离开上海,据说是去了香港。具体什么时候离开不清楚，只能查人事档案。
人事档案显示，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医院。三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说明为何辞职。
6月18日这个日期节点，使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
那不是赵宝昊牺牲的日子吗？怎么这么巧？这个巧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份病案上还记录了手术间护士的姓名，一共三人，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姜曾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萱。
侦查员了解到，三人中姜曾珠、司徒萱还在该院，钟文雅则在大约十八年前离开医院，听说也去了香港，嫁给了已在香港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的方仲知。
专案组长洪思愚马上意识到，这个方仲知身上有戏！
不过，想要再查下去，似乎难度颇大，目标在香港，即使可以化装前往秘密进行调查，但是如果确定方仲知涉案，把他弄回来可是个麻烦事。
洪思愚遂把仍供职于该医院的姜曾珠、司徒萱两个老护士召来，由侦查员分别跟她们谈话，一是了解二十年前她们参与处置赵宝昊枪伤时的现场情况，二是打听方仲知和其妻钟文雅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两个老护士回忆:
那天赵宝昊被巡捕送到医院时，正是中午时分，先送急诊室，接诊医生见是枪伤且伤员失血较多，马上转外科手术处置。
当时，姜曾珠、司徒萱两个年轻护士正在食堂午餐，接到紧急通知让她们速去手术室。
两人赶到时，方医生已在钟文雅的协助下，处理赵宝昊的伤口。那两个押送伤员来医院的捕房华探未进手术间，那两人都是手指焦黄的老烟枪，此刻正倚在外面走廊窗口吞云吐雾，状甚悠闲。
其时二十二岁的钟文雅比姜曾珠、司徒营大两岁，十六岁就已考人护校，十八岁毕业后正式上岗，工龄既比她们两个长，心灵手巧。
钟护士还有一个特点，手脚敏捷，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又快又好。方医生有这么一位助手相帮，即使不召唤姜曾珠、司徒萱，也可以把这台手术对付下来。
不过，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有规定，一个动手术的医生必须配三个以上护士，方医生也不能擅自违规。
至于三名护士未曾配齐，手术就已经开始，应是那两个华探的决定。她们两人到场后，不过相帮递递器械、消毒纱布、擦拭血渍的药棉之类，很快司徒萱就被方医生打发去药房领取几样药品，等她返回手术室，创口处理已经结束。
方医生为什么在手术一个月后突然赴香港呢？
这个，姜曾珠、司徒萱都说不上来。她们只知道方医生原本就是广东人，听说是南洋华侨，在海外读的医科，曾在香港医院工作过，后来他的父母等家人都到上海来经商，他也来到沪上定居。
侦查员又问了钟文雅两年后去香港并嫁给方仲知之事，她们都说知道这事，钟离开上海后，她们三个还保持着联系，十八年来，每年都有数次通信。钟和方医生结婚时，她们两人还合送过一份礼物。
她们还告诉侦查员:
钟文雅是上海人，她和方医生都住在原法租界霞飞路，钟家以前她们去过，方医生家没去过，据说两家住得不远。
专案组根据上述情况基本认定，二十年前，方仲知在处置赵宝昊的枪伤时，对法医所说的枪弹烧灼痕迹做了处理。
按说，这是为中共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为什么在赵宝昊牺牲当天不辞而别呢?
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推测，即方仲知将其为赵宝昊隐瞒枪伤的情况，向第三方透露，直接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
其生怕因此而遭到某方的报复，获悉情况当天，立刻不顾一切逃离沪上避祸。
方仲知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形:
一是直接向警备司令部报告(或者已被警备司令部怀疑，被捕后交代);
二是他向其他人透露后，其他人向警备司令部告密;
还有一种情况，即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却被其他人通过某种途径查知，向敌人告发。
专案组要查明真实情况，那就必须和方仲知当面接触。至于如何跟远在海外的方仲知见面，要制订周密方案。在此之前，须对其在沪上的社会关系，作一个调查。
次日，专案组侦查员前往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改为林森中路，解放后又改为淮海中路)淮中派出所，了解方仲知、钟文雅两家的情况。
方家确是南洋归侨，其已故父亲方伯康曾是沪上知名律师，其母尚在，已七十多岁，长期居住在尚贤坊宅第，两个儿子(方的两个弟弟)都是大学教师，皆已成家，儿孙三代同堂，没听说方家有什么人与政治或者刑事案件有关。
至于方仲知本人，派出所不清楚，只是听说方家大儿子在香港做医生，好像跟家人联系不多，只有1943年其父病殁时奔丧回过一趟沪上。
另一位钟小姐，家住复兴公园旁边的雁荡路，由于早年离沪赴港，派出所对其情况知道得更少。据说，钟文雅赴港后从未回过上海，但跟父母兄姐始终保持着联系。
为防惊动调查对象，专案组当天没有去走访方、钟两家。他们要对情况作一个仔细分析，再制订一个稳妥的方案。
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最后决定，以方仲知两个弟弟的名义，佯称老母病危向香港拍发加急电报。
不过，要实施这样一个涉及海外当事人的方案，专案组是没有决定权。随后，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悬办”，“悬办”亦无拍板权，直接向上海市公安局党委请示。
这中间需要至少三天时间。不过，专案组没有利用这三天时间进行休整。方案一旦获准实施，还要对如何保密、如何防止方仲知从香港来电向其弟或其家里其他人甚至亲戚朋友核实此信息真伪等进行周密考虑。
三天后的6月16日午前，“悬办”杨主任亲自电话通知洪思愚:
批准执行该方案。
洪思愚心里一喜，哪知刚放下话筒，淮中派出所又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让专案组长简直高兴得跳脚的消息:
方仲知、钟文雅夫妇由港来沪，此刻已在派出所!
方仲知、钟文雅乘坐香港至上海的客轮于当天上午九时许抵沪，下船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淮海中路尚贤坊老家。
由于事先没有发过电报，家人皆感意外。方、钟夫妇虽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内地，但在香港每天看报，知晓上海一应情况，按照内地公安机关的规定，夫妇俩当即去淮中派出所报临时户口。
派出所民警前几天刚接待过“悬办”侦查员，对方、钟夫妇自是牢记于心，当下所长亲自出面，请二位海外来客喝茶聊天，同时暗示民警给专案组打电话通报。
方、钟夫妇还是第一次跟人民公安打交道，只道查验过一应证件、车票，报上临时户口完事，忽见五名便衣一拥而入，所方民警随即回避，这才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
专案组组长洪思愚对二人很客气，自我介绍是市局民警，听说方先生回沪探亲，正好有事要请教。
为了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洪思愚并未直奔主题，而是先跟对方聊起了香港近况。
方仲知属于那种有点儿迂腐之气的知识分子，医术虽然精湛，却不谙世情，寻思这些警察大概没见过世面，对海外情况感到好奇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从哪里开始聊呢，思忖片刻，就从香港的气候聊起吧，说完了香港气候，随即就说到自己这次突然回沪的因由。
方仲知原准备8月初回来，农历六月廿六、公历8月9日是其母七十岁生日，他准备携妻将雏回来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寿庆。
可是，半月前他收到了国际外科医学研究会的邀请函，邀其参加8月5日至15日的欧洲七国巡回医疗活动。
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一次与国际同行交流的难得机会，他不想放弃，于是决定提前来沪为老母庆生。
接着，侦查员便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一是当年处理巡捕房送来的那位伤员的情形;
二是为何突然出走。
方仲知说，1925年他从香港来沪，在“广仁医院”做外科医生后，由于其医术在全院外科中数一数二，很快就有了名气。
某日，他抢救了一个从外地来沪拜访杜月笙突患疾病的帮会人士，因而与杜公馆管家万墨林交上了朋友。
稍后，经万介绍，他被杜月笙收为弟子，正式加入青帮，自然也认识了一些帮会人士，其中不乏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中的捕探。
当然，像他这样一个全身心扑在医术上的迂腐书生，不可能参加帮会活动，就连每年一次寻常弟子必须出席的给杜月笙拜寿的盛事也经常缺席。
不过，青帮中自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往下，到下面跑腿的小缕啰，对他的口碑都还不错。
帮会械斗事件频发，受伤者送“广仁医院”治疗，他一概尽心尽力，偶尔也有要求在处置创口时做做手脚，以便鉴定时瞒过法医。
1930年5月18日中午，适逢方仲知午时值班，忽然接到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好友章某的电话说:
马上会有一个枪伤男子送“广仁医院”，请方医生务必将其创口表面痕迹处理干净，经得起法医鉴定，拜托!拜托!
他刚放下电话，外面已经传来警车的警报声响了。
其时，方仲知已经做了八年外科医生，香港三年上海五年，这两地都是黑社会盛行，他见识过的枪伤可能比寻常法医都多。
当下一看被送来的那个“无名氏”的创口，马上断定这是自伤。
消除自伤痕迹，对于他来说并不犯难，很快处理好了，当时在场的只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钟文雅。
当时，方仲知并不知伤员是何许身份，“广仁医院”是捕房治疗外伤的指定医院，他也知道在跟这种对象接触时最好是保持沉默，那个伤员自始至终也是一声不吭。
方仲知原以为警务处法医会来向他询问创口处置情况，但是法医根本没来过医院。
倒是伤员离开医院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阎姓军法官带着书记员来医院向他询问最初处置枪伤的情况，他“据实”而言，临末拒绝在笔录上签名，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面找他签字。
方仲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哪知一个月后，也即6月18日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捕房的一个青帮好友打来的，对方说:
刚刚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广仁医院”外科医生方仲知，引渡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案由是“包庇共党分子”。
方仲知是书呆子，闻言甚觉纳闷儿，说我不认识什么共产党，就是想包庇也没处找啊！
当下便要去龙华找警备司令部讨说法。对方急了:
方医生，你赶紧逃吧，公函上说了，你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跑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海外，去了就不要回来！
方仲知这才相信自己大概真摊上了厄运，只好走吧，他刚从抽屉里取了钱包和护照、医师执业证书，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陌生男子闪身进来，关上房门，问了声:
“您是方仲知医生吗?我是章先生的朋友，章先生让我来接您离开这里。”
方仲知来不及多想，跟着对方就走。他们出了医院后门，上了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小轿车。轿车疾驰，前往黄浦码头(即如今的秦皇岛码头)。
方仲知见那男子和司机高度紧张的状态，方知情势确实危急。车在码头内一个角落里停下后，那男子说:
章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凭这个徽章上那条英国货轮，说着把一个徽章佩在方仲知的领带上，然后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这是您的盘缠！”
就这样，方仲知总算有惊无险地逃脱了追捕。他在香港站住脚后，以亲戚的名义给已经初恋的护士钟文雅写信。
钟回信说，没听说巡捕房来医院抓人，但您离开后的头几天，医院里经常有身份可疑的陌生男子鬼鬼祟祟转悠，不知想干什么。
方仲知其时已经在跟捕房朋友的通信中得知，警备司令部确实要求捕房逮捕并引渡他，但捕房没有大张旗鼓公开行动，只是指派便衣去医院秘密蹲守，数日后无果而撤。
方仲知不敢回内地。老父去世时，上海已处于汪伪政权统治下，公共租界、警备司令部都不复存在，所以他才回去奔丧，在沪上也不过待了三天立即返回香港。
上海解放后，当年的青帮朋友中有人逃往香港，其中包括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前不久，方仲知参加过他们的一个聚会，得知当年警备司令部没有“冤枉”他，他受友人委托为其掩饰创口痕迹的那个伤者，确实是共产党。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方仲知所述内容属实。那么，还是老问题:
军法处是怎么掌握赵宝昊自伤线索的呢？
看来，毛病应该出在“广仁医院”内部。侦查员正议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接到门卫室电话，说有一位自称是“宏仁医院”外科护士的女子求见。
洪思愚听后一跃而起:
会议暂停，老蔡跟我去接待一下。
来访者是护士姜曾珠，她向侦查员反映了同事司徒萱近日的一个情况。
6月12日，侦查员去“宏仁医院”调查时，曾对她和司徒萱关照过，希望把当年的相关情形再回忆回忆，如果想起来需要补充，可以随时到市局来反映，也可以打电话。
姜曾珠听过也就听过了，但她发现同一科室的司徒萱自此却有些异样，原本很健谈的她，话没有那么多了，空闲时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工作中还曾出现两次差错。
昨天傍晚，她们两个下班时一起步行去车站候车，途中司徒萱忽然没来由地对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听其老公(系黄浦分局留用警察)说，最近本市公安系统内部正在整顿，已有多名留用警察因解放前参与调查、逮捕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罪行被收审，有的甚至可能会被判死刑呢！
她老公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主动向组织交代历史罪行，也有的则是平时话太多，被别人检举。
姜曾珠听着不知是什么意思，随口附和了一句:
“哎，迭种人老憨个喔(沪语，说某人傻的意思)！”
司徒萱接口道:
“所以，我们也要多注意。”
当时，姜曾珠急着要回家，没有在意。晚上跟老公闲聊时，作为八卦把司徒萱的话说了说，她老公是数学老师，逻辑思维能力强，当下就说:
你们又没有做过坏事，注意个啥?
一语提醒了姜曾珠，她按照老公提醒的思路，回忆了司徒萱这几天的反常表现，老公认为这人可能有问题，应该向公安反映。
专案组得到这个反映后，立刻决定:
控制司徒萱!
司徒萱作为嫌疑人被控制后，专案组并未马上对其进行讯问，而是连夜召集二十年前的另外三位当事人方仲知、钟文雅和姜曾珠，先分别谈话，再集中一处集体回忆，终于找到了司徒萱可能涉案的一个线头!
二十年前的5月18日，方仲知虽然并不知晓伤者的身份，但他是一个书呆子医生，脑子里具有根深蒂固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意识，把消除痕迹的每个环节全都考虑到位。
处理完创口，他想到伤者的衣物也许会露出破绽(破损部位也会留下近距离射击导致的烧灼痕迹)，关照钟文雅将伤员送到病房后，把衣服直接送到太平间旁边的焚烧点烧掉。
钟文雅是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她和司徒萱、姜曾珠把伤员送往病房后，关照“陪护”的捕房便衣需要注意的事项。三护士刚要离开病区，钟文雅却被该病区的外籍值班医生唤住，说有关一名住院患者的情况要跟方医生反馈一下，请她带个话。
于是，她就把正要推着手术床进电梯的司徒萱唤住，悄声关照返回手术间后，立刻把伤员换下的衣服烧掉，并强调必须亲自动手。
司徒萱一口答应。一会儿等钟返回时，司徒萱告诉她已经烧掉，当时钟对此没有一点儿怀疑。
专案组认为，司徒萱极有可能并未把衣服烧掉，而是藏匿起来。一个月后，她以此为证据向警备司令部告密，从而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
专案组随即讯问司徒萱，司徒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当时二十岁的美女护士司徒萱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比她大九岁的方仲知产生了爱慕之情。
司徒萱心思玲珑剔透，知道自己是新护士，不能贸然表露出对方医生的那份意思。于是，就时刻留意方医生的种种言行，待时机成熟时主动出击。
哪知几个月观察下来，意外发现方医生喜欢的居然是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自己的钟文雅，司徒萱决定迅速出手，频频向方医生发出暗示。
可是，方仲知是个不解风情的迂腐书生，而工作安排又决定了司徒萱和方医生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情敌越来越亲密，司徒萱因爱生恨，第一个恨钟文雅，第二个就是方仲知。
然后，她就动起了报复的脑筋。
5月18日的枪击事件把机会送到了她面前。不过，她是在方仲知给伤员处理好伤口后才与姜曾珠一起进入手术间，根本不知道这场手术中竟然有“猫儿腻”。
当然，即使她一开始就在场，以其专业、学识，也不一定会发现什么端倪。
直到钟文雅关照她返回手术间后先把衣服烧掉，她才隐隐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
这个伤员未患传染病，外伤也不是由狂犬撕咬导致的，为什么要立即烧掉衣服。而且还要亲自烧?
医院通常的做法是送到太平间那边由管理太平间的杂役每天定时焚烧。因此，她就多留了一份心，取了衣服后，并未送到太平间，而是进了更衣室偷偷查看。
尽管是外行，但还是一眼发现了衣服上创口位置周边的烧灼痕迹，由此隐约猜到了“猫儿腻”所在。接着，她把衣服用油纸包好，藏于更衣箱内。
“无名氏”被接离医院后，司徒萱听人议论说那个伤员系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员。
她对政治并无兴趣，想的只是如何报复方仲知和钟文雅。司徒萱毕竟年轻，一时没什么主意，想把血衣悄悄邮寄给警备司令部，又不敢确定有没有效果。
就这样，一直拖到6月17日，无意间听同事说起，前天看到方仲知和钟文雅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奥飞姆大戏院(解放后改名沪西工人剧场、沪西电影院)看电影，不由得妒火中烧，决定实施报复行动。
当天下班后，她写了一封检举信，在其住所附近的靶子场路(今武进路) 邮局以挂号方式，把血衣连检举信一并寄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但是，司徒萱却没有看到自己报复的后果——方仲知成功脱逃，钟文雅平安无事(专案组分析，应是警备司令部方面认为钟与该案无涉)，两年后，钟文雅竟然移民香港，成为方仲知的妻子。
司徒萱大哭了一场，自此心灰意冷，不久嫁给了一个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穿警服的财务人员(解放后留用做了交警)。
司徒萱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告密行为对那个伤员产生了什么后果，直到这次侦查员去医院调查，她方知自己当年的冲动闯了大祸，惊得差点儿昏厥。
之后，她一直精神恍惚，举止颠三倒四不说，还出了昏招，竟然跟姜曾珠说了那番话。
至此，“马字三号”案件侦破了一半，还有一半即赵宝昊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想要给组织传递的消息到底是什么。
专案组正准备再次投入调查时，“悬办”杨主任召见组长洪思愚:
北京来电告知，该案的另一半已由公安部根据上海“悬办”每天通过机要件形式报送的《侦办简况》进行研判，获得了结果，本案调查即告结束。
洪思愚自然感到意外，但又不能问是怎么研判得出结果。直到数年后，他才偶然得知了这个谜团的答案:
赵宝昊出事时，曾怒斥特务郭风云“依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这就是他意识到自己难逃此劫后，传递出的情报。
他知道这次遭遇必然会成为龙华镇上的一个大新闻，他怒斥郭的这句话，必定会通过吴老头儿、薛瘸子之口散播出去，被组织上察知。
遗憾的是，当年调查“马字三号”案件的同志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获得这一信息。
其实，专案组对这句话也未曾留意，只是作为调查内容汇报上去而已。
但是，公安部专家注意到了这个内容，研判后得出的结论是:
赵宝昊连说两个“十三点”，并强调“无锡”两字，是利用其宁波口音巧妙地传递了一条四字信息——“沪西二十六”。
这是当时地下党在沪上一个秘密交通员的代号，此人系迎接“两会”代表并把他们送往成都路“德康医院”秘密会场的地下交通员之一。
不过，现在已无法追究这个叛徒的罪行。1930年初冬，“沪西二十六”因出卖其他同志被组织发觉，当即予以锄杀。
现在，专家根据赵宝昊生前最后一刻传递的信息最终认定:
“沪西二十六”向钱祖谊出卖了组织的机密情报。
1950年10月27日.“马字三号”案的相关罪犯司徒萱、李连升、荣富贵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ETF服务信息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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